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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决定性的版本，在大小书店里售卖的《战国策》都是以姚宏版本为源头。鲍彪版本反而成了藏之馆阁的稀有之物。
“这两个版本在不同时代的境遇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里的精神面貌。宋明时期言论相对自由，知识分子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里自我意识高度觉醒，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积极思考并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个人价值连为一体，他们既是才富五车的学者，也以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自居，他们无所畏惧，昂扬向上。这样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反映到学术上，便是敢于质疑前人的经典，勇于创造出新的理解和诠释，比如宋朝的程朱理学和明朝的王阳明心学都是在哲学上做出的新的探索和创造。鲍彪重新编排《战国策》同样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他认为自己作为伟大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去完善前人未竟的事业。正是由于对鲍彪这样一种精神的认同，宋明时期的士人学子才没有拘于对版本的严格遵守，而愿意学习和阅读鲍彪编排的《战国策》。
“但是从有清一代开始，政治高压出现，为了维护其统治，清代的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来压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比如屠城，比如闭关锁国政策，比如大兴文字狱等等。知识分子被迫低下了头颅，藏起了锋芒，政治上频遭失意，再也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时代风气于此一变，知识分子不再以政治精英自居，在政治上更多的以臣仆的身份屈从于强大的皇权之下，满腔的热情郁积为填胸塞心的愤懑，于是他们杜门闭窗，转向学术研究，但同样由于文化上的高压，这种学术研究注定不是一种外向型的创造性研究，去阐发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而是一种极端内省的研究方式，即对古代文字、古代典籍进行一种客观的还原，抛弃千百年来在其之上不断发挥的诠释，去追求最原始的本意，这样一种近乎咬文嚼字的研究方式无疑是最安全的，这也是为什么清代考证和训诂学极为发达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如此，姚宏的版本开始慢慢占据上风，他的版本对古代典籍改动最小，最接近于刘向成书时的模样，最适合拿来做学术研究，而鲍彪积极无畏的史学态度是清朝学者敢慕而不敢为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堪称盛世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悲痛。当代的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纸醉金迷。《战国策》这样一部承载了伟大文明的巨著在今天依然被视为只供学术研究的典籍而束之高阁，今天我们拥有如此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阅读过这本巨著的人恐怕连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其实又何止是《战国策》遭遇如此的命运呢？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古代典籍不都被当代知识分子所抛弃了吗？
“我们何以称自己是中国人？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来到这个国度的人都有资格称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称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吗？而这个文明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和最动人的艺术难道不是著之以丹青、载之以典籍吗？如果连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去阅读和学习这些典籍，这个伟大的文明何以传承下去？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中国人？
“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历史学家似乎受了物理惯性的影响，依然在做着清朝学者做的事情。他们明明知道刘向和鲍彪的编排存在很多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却依然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过前人未竟的事业，长风破浪，编排出一个更加准确的《战国策》来。
“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搪塞，历史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总是他们不忘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你可以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可以以这样的理由去攻击刘向和鲍彪，甚至去攻击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但是你也应该明白这样的理由无法掩盖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更无法掩盖他们留下来的巨著，同样无法掩盖的是你的无能和懦弱。
“这些人太在意正确了，而忽略了伟大，伟大的东西从来不是完美的，也从来不是正确的。
“有的时候，我不免怀念古时候。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心怀天下，即便身处江湖之远，也为庙堂之内而忧愤。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很单纯，历史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盛衰治乱负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孔子、司马迁、刘向、司马光、鲍彪、姚宏，他们的价值观不尽相同，却都义无反顾的书写着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的历史。而如今，历史学家早已钻入象牙塔中，闭耳塞目，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怎不令人痛心！
“三千年前周公始成《周礼》，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五百年后孔子痛世道凌迟，故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再五百年后汉武盛世，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身陷辱刑而益自发愤，名遭侮秽而不取苟容，终成《史记》；一千年后在繁盛昌明的北宋，司马光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纂成《资治通鉴》；时间又过了一千年，历史学家们再度躬逢盛世，却没有一个人勇于接过前人的伟大遗志，继续书写足以彪炳后世的史学著作。一旦知识分子们丢失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还有何面目立于世上？更有何面目见往圣先贤于九泉之下？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会发生两次，马克思后来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如果说清代学者们的万马齐喑是时代造成的悲剧的话，那么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们的自甘堕落，我只能认为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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